稍稍安慰的是，医生们一次次的流血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回声：3月26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对《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草案）》进行一审。《草案》提出，医院将建立安检制度，高风险人员就诊可安排治安保卫人员陪诊监督。受到暴力威胁时，医务人员可回避诊疗。
多年来，陶勇结合自己对葡萄膜炎的诊治经验，一直致力于眼内液检测的研究和推广，普通人对疾病的认知通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造成眼部疾病的病因有很多，可能是病毒，可能是细菌，也可能是恶性肿瘤。通过抽取眼内约0.1毫升的液体进行检测，可以迅速锁定病因——电话那头的陶勇说起这项很可能在未来丰富和改写人类疾病诊断方式的技术，声音里有难以掩饰的兴奋，「国际上其实对于这个检测都是非常认可的，但是一直没有形成体系，往往是国际上这个中心针对这个病的这个检测有经验，而那个中心针对那个病的那个检测有经验。但是我们等于是把这些不同的中心的检测，还有我们自己开发的新的检测手段一起应用进来，形成一个标准，填补这个空白，形成一个体系。」
对陶勇来说，他的日常就是穿梭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医学的、逻辑的，用实验、数据和理性构筑的纯净世界，他朝着他的珠穆朗玛峰努力便可。
「绚烂的艰难」
从ICU转出后，陶勇转入积水潭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因为疫情原因，《人物》与陶勇的交谈只能通过电话进行。他的伤势还需要一段的时间恢复，这对于常年像陀螺一样高速运转的他来说，人生好像突然被狠狠按下了暂停键。但是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却没有半点儿焦虑和苦闷，这甚至是他睡眠状况最好的一段时间，之前每天接诊六七十个病人，天天都累到不想说话，有时候病人还追着他吵架。受伤后外界都替他冤枉、可惜、愤愤不平，风暴中心的他反而平静得很，「至少可以睡个好觉，不用做噩梦了。」
但是关于受伤事件本身，陶勇聊得不多。
汤飞凡和张晓楼在最艰苦的年代，都能做出医学领域世界级的原创性贡献，这是陶勇心目中驱动着他的真实力量。妈妈的沙眼落在他心里那一粒一粒硬邦邦的种子，最终在这种力量的包裹下生根发芽，兀自生长，将陶勇引向医学，引向葡萄膜炎，引向他心心念念的那个「绚烂的艰难」。
分级诊疗制度也是每次伤医事件之后医学界普遍呼吁的，袁梦克认为，在更理想的医疗资源配置体系中，陶勇这个级别的医生，理论上除了特别危重的情况，一般患者应该是看不到的。但现实是，本应该在社区医院、地方医院消化的病人，一股脑儿地都涌到陶勇那里。
现实中陶勇无法解决的事情有很多，他受伤后社交媒体无限放大了他的耐心和温和，「但人不可能没有脾气啊，哪有没有脾气的人？」
陶勇恢复中的左手
最初的慌乱平息后，邢丽和家人选择用理性应对，他们按照陶勇给出的方向，最终找到了天坛医院的刘元波医生，刘元波是我国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方面的专家。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按照流程，邢丽的妈妈当时不能马上入院，后来得知此事的陶勇让邢丽找到刘元波的办公室电话，他直接打去了电话，两个医生此前并不认识，「陶大夫就把他所有的诊疗的依据，包括他的判断的角度，跟刘主任进行了一个交流。因为他们都是医生嘛，可能交流起来也互相都能够明白对方在说什么。」
研究生期间，两个人为了做实验写论文，搭伴养动物，陶勇养猪、袁梦克养猴儿，那时候白天他们要跟着老师出门诊，然后跟着老师做手术，包括自己查房和写病历。实验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做。常常是夜里十点、十一点，两个人还得从阜成门北大人民医院老院区赶到医院的实验中心，给猪和猴子换屎换尿，伺候它们生活，打麻药做手术，经常弄得手上、身上、头发上、甚至脸上都是泔水和猪屎。那是一段非常狼狈、艰苦但又充实的日子，袁梦克相信陶勇是天生的医生，「你看他多么……沾满了大粪啊，沾满了这种狼狈的臭臭的头发下，那个眼神肯定是坚毅的，而且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大部分人已经很疲惫了，已经半夜了，他依然会突然灵光一动，我觉得这个实验应该怎么做，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改良一下。」
两个世界交叉重叠，时而互相支撑，时而互相撕裂。与《人物》谈到此处，陶勇很认真地说起，从他受伤开始，媒体和网友逐渐把他理想化、菩萨化，但这世界既没有万能的医学，也没有完美的人，外界一股儿脑儿的追捧让他有些担忧，「我真的没有菩萨的法力，我也是一个正常人，医生他就是一个人，他的能力也有限的。」
那个病人后来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陶勇猜测他大概是自己瞎在了家里。这是通常会让陶勇觉得无力的时刻，「你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也没有能力说把他养在北京，所以这就是矛盾啊。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个人的影响力啊和能力啊就在那儿局限了，你一个人无法解决他所有的困难。」
外人恐怕很难体会其中的兴奋。
没被污染的眼睛
「奶奶，别急，您快了，号在后面呢。」
描述他人遭遇的不公，陶勇提高了自己的音调，「人家为什么走，就有病人欺负人孩子。真的是张嘴就骂。」电话那头，他的模仿病人和志愿者的语气，声音在刻薄和无奈间切换——
其中有个老太太，见到他们时，身上已经有个很大的肿瘤，时日无多。当时老太太已经瞎了很久，眼部的情况也非常复杂。老太太的丈夫早年死于癌症，后来儿子也因为矿难去世，她临终前的愿望是不要瞎着眼睛离开人世，她想在另一个世界找到家人。摆在陶勇面前的又是一道选择题，最终手术做了，成功了。
陶勇的口头禅是，「我怎么感受不到你对医学的热情呢？！」但凡跟陶勇接触或学习过的青年医生，几乎都被这句口头禅关照过，对他来说，人生最恐怖的浪费就是浪费时间，冯婧有时候觉得陶勇简直像是个传教士，医学的唐僧，「我觉得是天生的，天生而来的一种使命感，会让他觉得，当医生就是他毕生的追求，我觉得我真的没有见过有人像他那么热爱（医学），而且光自己热爱还不行，别人不爱他会在旁边着急，其实说白了就是洗脑，但是他就用他的行为去洗脑。就是你看到他，你会觉得我好像不努力，我都觉得不太好意思，浑身不舒服。」
「是病毒引起的视网膜炎，其实也不是说不能治，我相信在她跑过的北京各大医院有些眼科大夫其实也不是说不可以治，但是我相信他们不给她治，是有他们的顾虑的。」那时候陶勇只有三十三四岁，摆在他面前的是两个选择，同行们的担心他也有——白血病患儿的家庭本身就已经被病耗得千疮百孔，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治，一支药好几百块，中间如果出血感染，出些什么事，会不会讹上医生，这些都是未知，「你等于给自己挖了一个雷，就可能会在你身上炸开。」
陶勇告诉邢丽，从医学的角度说，淋巴瘤大概率不会原发在眼睛，他建议邢丽尽快带妈妈到专门的肿瘤科去做进一步的检测，「他就给了我们一个时间限制，说你最快两周，尽快把检测做了。」
陶勇
这个病人之前都是妻子陪他来，但那次是自己一个人，当时这位病人接近全盲，陶勇就问他是怎么过来的，这个病人跟他说，自己一个人从老家坐火车，伸着手比划，「他说就这么摸过来的。」
陶勇当时想的是，怎么这么苦，他自己拿了一千块钱给这位病人，让他把号退了，然后开了能够维持他视力一段时间的药。
恢复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其他地方还好，最严重的是他的左手，因为刀伤，手部一些组织粘连到一块儿，骨头和神经的恢复也需要漫长的时间，对一位眼科医生来说，手就是大脑的延伸，眼球24到25mm的大小意味着眼科手术对精确度的苛刻要求，目前陶勇也不知道，他的手究竟能不能完全恢复——至少目前情况不算是太乐观，受伤后最难熬的，是每天要忍着钻心的疼做康复训练。
直播中的陶勇 图源直播截图
在天坛医院治疗一个疗程后，因为眼睛的问题还要找陶勇看，母女俩再次前往朝阳医院。轮到他们的时候，因为陶勇刚刚看完上一个病人，「当时一抬头一看，他就懵懵的，后面我就跟他说——因为我妈妈叫王琳瑛——然后说这是王琳瑛，他说哎呀，声调一下子就变了，哎呀，老太太，我看到你可太高兴了。」邢丽永远也忘不了陶勇缓过神后那一瞬间的眼神，「可能之前还有点疲惫，然后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他扭头赶紧就跟助手说，他说你们快看，我又救了一命。」
在原本的人生轨迹上，陶勇铁了心跟葡萄膜炎死磕，他的世界一度非常简单，诊治疾病，总结经验，发表论文，跟国际国内同行交流眼科学界最前沿的研究和技术，陶勇的经历符合人们对「天之骄子」的一切想象，他1980年生人，28岁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博士毕业，师从我国「眼科四把刀」之首、中国现代玻璃体手术开拓者之一的黎晓新教授，35岁就成了主任医师，37岁担任博士生导师。他发表的SCI论文有98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有26篇，还主持着多项国内外科研基金。
很多人好奇这种不可思议的通达究竟来自何处，陶勇回答，他很喜欢的两本书，一个是余华的《活着》，一个是季羡林的《牛棚杂忆》，「这两本书都描述的是苦难，绝望，但是你读完之后，你仍然还能感受到绝望的沙漠里头能开出花来。」他提到了澳大利亚的山火，「烧死了好多动物，好多树也烧焦了，但是摄影家现在进去看，发现慢慢地草又冒芽了，有的树又开始长出新芽来。我特别喜欢读这种就是说在特别大的近乎绝望的这种灾难面前，还是去表现出人性的坚强。保持乐观，然后去面对生活的苦难，去改变。」
在眼科领域，他是同龄人中绝对的佼佼者，而对很多被失去光明的恐惧折磨着的患者而言，「去朝阳医院找陶勇大夫看看」几乎是命运作出最终宣判前，他们所能做的最后的尝试。
当时陶勇没有说什么，但是从那以后，袁梦克也搞不清楚陶勇自己回家是练过还是怎么样，他很快就把演讲这个问题克服掉，慢慢地，演讲甚至变成他的一个长项，「他会非常敏感地去吸取别人的意见，去改善自己，这背后的努力外人是看不到的。」
编辑｜糖槭
陶勇知道找到他的人，各有各的苦处，他不限号，别的门诊五六点下班，他到八九点是经常事，冯婧和团队其他伙伴已经习惯了这种场面，有好几次到了晚上十一二点，整栋楼的灯都熄了，只有陶勇那里还有一盏小灯，说起来还真像传道的样子，「病人和他还会在那儿，他就掰开了揉碎了用最通俗的语言，会让你知道你为什么得这个病。得了这个病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如果治疗会是什么样。」
包括在北大国际医院，患者相对一般三甲医院会少很多，这样医生也会有比较长的时间跟患者沟通，所以医患之间通常都非常融洽。但是这样的条件，陶勇并不具备，有时候潘中婷会觉得陶勇在有意识地过一种苦行僧的日子，或者说在公立医院，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人，「可能看很容易的病，没有挑战的话，又比较不像他。」
陶勇的偶像是我国著名微生物学家、病毒学家汤飞凡和他的搭档著名眼科专家张晓楼。汤飞凡是我国第一代医学病毒专家，中国免疫学的奠基人。1920年代末从哈佛大学医学院学成归国之后，汤飞凡着手建立我国第一支防疫队伍，把疫苗防疫的概念第一次向大众层面普及，让我们这个同瘟疫苦苦缠斗上千年、大多数时候只能敬天祈神听天由命的民族，第一次意识到科学防疫的重要。不仅如此，他研制的疫苗最终遏制了1950年华北地区大范围鼠疫的爆发，拯救千万国民于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