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残缺注定了很多东西：3岁的女儿寄养在邻居家，后来迷上了网络，学业渐渐荒废；初中毕业后，女儿辍学去广东打工，两年后女儿怀孕了；在外孙子快满3岁时，老黄提议女儿分期付款在镇上买房。
自力巷里没有情人节，但是身在都市，棒棒也知道情人节。大石是棒棒，也是自力巷53号的“二手房东”，从老板中租下这房子，再转租给棒棒们。
原标题：《最后的棒棒》：第一代农民工命运的缩影
今年2月14日，距离春节还剩4天。清晨8点半，老黄踏上了回家过年的路。他穿着双开叉的深蓝色西服上衣，负责体面；外面套着一件牛仔马甲，负责保暖和保护西服。脚上穿着半旧的解放鞋，他原本是要穿皮鞋的，却担心走路穿坏了。
架不住七嘴八舌的煽动，大石动心了，“老伴跟他辛苦了一辈子，就算把兜里的钱花光也无所谓”。玫瑰已经大降价了，大石还是觉得贵，跑了好几家花店，最终以4元/支的价钱买了3支。
按照对方提出的手续费878.5元、工本费100元、人情费100元，老杭把1100元连同身份证都交给了热心的老乡，然后按照对方要求坐在院子里等，憧憬即将到来的新生活。
账本显示，一个月两人共挣了1034元。不会除法的他把等值的钱分放两处，最后完成了平均分配。
棒棒善良却被人诈骗
但第一天接活，挑涂料时收了10元，老黄现场就分给何苦5元。接下来，只要领到工钱，他都要第一时间分钱。“棒棒干的是力气活，不需要学习，大家一起流汗，不分钱内心不得安宁。”
租住的房屋被拆除，何苦和老黄当晚不得不露宿街头。照片为《最后的棒棒》截屏
何苦坚持按约定拒绝。没想到，老黄悄悄地记了一本账，上面满是错别字，注明了每天接活的地点和金额，没有“业务”的日子画了圆圈，不会写的字用同音字或符号代替。一个月后，他找到了何苦，“这是你的血汗钱，我要是多拿一分，心里就很不舒服”。
大石说，昨天的日子特别，听说19年才能赶上一回，下一回得等到2033年。看到很多人给老婆买玫瑰，自己也想买，但是太贵了，最便宜的也要一支十四五元，纠结半天没下手。
一天傍晚，当天只挣了18元的师徒俩正沮丧地准备收工，绰号“张麻子”的小老板找到他们，说要搬5架双层铁床，从四楼搬到街对面的二楼，每架5元，共25元。
1949年11月16日，老黄出生在重庆一个偏僻山村。他的童年记忆贯穿着饥饿、寒冷。改革开放后，他的日子才慢慢变好，每年都有余粮。1988年初，快40岁的他走进了一个有3个孩子的寡妇的家里——她需要种地的男人，他需要生娃的女人。
棒棒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比如《最后的棒棒》的主角老黄——何苦在街上随机选到的老师。“他的生活就像在城市马路，赶上一个红灯之后，一个个红灯约好了似的等着他。”何苦说。
劳力是老黄的唯一本钱，却并不值钱。不能“开源”，就只能“节流”。为了活着并资助女儿买房，他恨不得把一分的硬币掰成两半用。
端午节后，老黄再次出事，舀水时，右半边身体再度突然发麻。何苦苦苦劝说，他勉强同意去诊所。
“胡队长的儿子”对老杭的境况深表同情，先说要给他找一个工地看门的工作，管吃管住每月1600元。后来，他又给老杭透露“内幕消息”，说最近在给65岁以上老人办“老年卡”，类似养老保险，每月领150元直到死。因为名额有限，政策没有公开，都被“有关系的人”瓜分了，现在只剩两个名额。他通过重要关系给父亲搞到了一个，今天就要去办登记手续。
“该拿的一分不能少，不该拿的一分不要”
今年2月底，老黄的朋友老杭回来了。老杭是《最后的棒棒》的另一主角。67岁的老杭是重庆南川人，曾和老黄并肩在五一路当棒棒10多年，被圈里誉为“自力巷二老”。去年11月，老杭因腿部骨胳酸疼肿胀离开了解放碑。
张麻子在一旁信誓旦旦：“要是多出一架，我就把它吃了”。老黄没有因为对方撂下的狠话而放松，他的认真很快就有了回报：果然是6架，铁证如山，张麻子只好干笑着把运费加到了30元。
老黄就这样在43岁时重新沦落到身无分文的境地，不得不再次外出挣钱，在重庆当棒棒。
“老人家，那算你命大不该死，血压没降下来之前，你千万不能干重活，不能摔跟头，容易脑溢血哟！”
他们奋不顾身地选择这种注定艰难的生活，必然意味着，此前他们的生活更贫穷、更无奈。
过年回家为省8元多折腾10小时
老黄双膝跪在厕所的地砖上，撸起袖子将右手伸进蹲便器。“给多少钱？”趴在厕所地上的老黄停下手来，抬头问雇主。“你要多少？”急着上洗手间的雇主双手捂着腹部。
到了珞璜，老黄登上大巴，驶向下一个中转站，下午3点才到。见到女儿后，草草吃过午饭，全家人再次启程，到家时已近黄昏。
老黄全程车票开支24元——100多公里，转了4次车，节约了8元钱——为此却多折腾约10小时。老黄对此很满意，“农村人回家过年，时间不值钱，力气也不值钱，能节省8元就等于挣了8元”。
老黄一边捆绑床架，一边向张麻子重申自己的做人做事原则：“该拿的一分不能少，不该拿的我一分也不会要”。在楼道里搬运铁床特别费劲。搬运途中，老黄非常后悔接了这单业务，几次要求张麻子加10元，但是张麻子一直假装没听见。
因为有“前车之鉴”，他不愿意将物品交给警察，“干了活却拿不到钱”。他曾在挑布料时与雇主走失了，坐在石梯上等了一下午直到中暑。第二天一大早把东西送到附近派出所，他被带进了审讯室盘问了半天，差点被定性为“投案自首”——原来雇主当天就报了警，派出所以“棒棒拐走价值3000元布料”立了案，老黄付出了汗水，却没拿到工钱。
透过《最后的棒棒》这扇“窗户”，可以看到：棒棒代表了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命运和奋斗。他们为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即使明知自己没有任何技能和知识，在城市缺乏竞争力，依然选择进城下苦力。
虽然觉得亏了，老黄依然坚持搬完，师徒俩往返3趟，耗时80多分钟，全身臭汗。尽管老黄不停地唠叨工钱太低，张麻子最终还是只给了30元。老黄似乎心有不甘，离开的时候死皮赖脸地“借”走了一把电水壶，张麻子也没好意思强行阻止。
“20？”“赶紧，赶紧。”老板没有压价。老黄取出了勺子。事后，他用香皂洗完手，房东连这块香皂都不想留，让他“丢了算了”。
何苦曾经是优秀的部队宣传工作者，图为他在服役期间的工作照。 照片由何苦提供